争议，并不意味着负面，争议会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没有争议的人物不会成为英雄……
　　杨元庆：是PC蜜糖，还是毒药？
　　时间：2004年
　　地点：北京
　　人物：杨元庆

　　事件梗概：3年前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帅位的时候，喊出的“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口号犹在耳边，并走“在中国的市场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2004年初，联想全面收缩，回归了发家的主业。几年来联想致力于多元化，四面出击未建寸功，安身立命的PC业务却频频告急。

　　回归主业一年，他带领联想痛下杀招，于年中前后推出了2999元PC的圆梦。尔后，有人认为联想圆梦，意在直销也。联想试水直销的动向引发了联想经销商们一致的疑虑，联想于7月份紧急召开了青城山会议，与39家最核心的联想经销商进行沟通。
　　但是这次变动比起联想收购IBM 全球PC来，却是小儿科。在经过长达13个月之久的谈判后，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0992.HK）与IBM共同签署了如下协议：联想斥资12.5亿美元购入IBM 全部PC业务，其中包括台式机业务和笔记本业务，IBM将占有联想18.9%的股份，成为联想的第二大股东。原CEO杨元庆接任董事长，CEO一职由IBM高级副总裁史蒂芬·沃德接任，老帅柳传志则将彻底从联想集团退隐幕后。

　　收购完成后，新公司总部设于纽约，主要运营中心设在北京、罗利（Raleigh，位于美国北卡州），而联想的全球PC市场份额从第9位跃升至第3位，仅次于戴尔和惠普。
　　据杨元庆介绍，由于产品的设计和出售需要一定的时间，收购的18个月后，联想与IBM才会在PC业务上使用联合品牌。另外，新的联想集团在5年内有权使用IBM的品牌，并完全获得了IBM公司著名的“ThinkPad”商标和相关技术。放弃PC的IBM将全力向利润更高的科技服务业务转型。
　　收购完成的当晚，据说杨元庆面对他的弟兄们仰天长啸：“从这一天起，我们已经和IBM成为兄弟。”而中关村土生土长的杨元庆和联想一夜之间获得庞大的国际采购、运营和销售平台。这种反差过大，业界立刻出现基调完全相反的激烈评价。誉之者称其雄才大略，毁之者则视为啼笑因缘。杨的教父柳传志对此的评价可谓全面：“这是中国企业难以拒绝的机会，但同时风险巨大。”
　　10年前的1994年，杨元庆受命于柳传志之重任，重组联想的PC业务，那是联想PC正处于自己品牌创新最困难的时刻，杨元庆及当时的管理层不得不面对联想PC的大旗还能扛多久的质疑，在这种质疑中，“重组后100多人的队伍工作在中关村的一栋小楼里，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情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也许这种情景在2004年末重演了，只不过队伍要壮大得多。
　　然而，联想走的每一步都引起了业界的众说纷纭。

　　正方：杨元庆发力收购IBM 的PC业务，使联想搭上“国际化”的快车，功不可没。
　　反方：3年路途转向的失误之后，又上演蛇吞象，下咽IBM全球 PC，“土企业”管“洋公司”难免“消化不良”。

　　点评：
　　2004年是杨元庆的不惑之年，这一年的杨元庆在外界观感中却充满了困惑，在争议中度过。有人说，杨元庆可以长舒口气过个好年，事实上杨元庆面临着更大的坎，成功了，他就是全球级的企业家，反之，则最坏的打算是全盘崩溃。
　　早在10年前，杨元庆就被业界美誉为“销售奇才”，甚至有一个出于嫉妒的说法把他形容为“卖PC的骡子”。面对媒体，柳传志对杨元庆的评价曾经是：“像发动机一样激情。”
　　但现在联想的形势，仅有激情是不够的。据说杨元庆在为联想的“突然”全球化恶补英语，但他缺乏国际化的运作经验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针对可能出现的分歧，杨元庆提出了6个字“坦诚、尊重、妥协”，柳传志对此评价，“我认为很有用”。
　　收购IBM PC也许是孤注一掷，却未必能绝处逢生。今天的杨元庆应该再清楚不过自己未来的局面了，在这间整合而成的新公司中，坐镇总部的是那个叫沃德的新任CEO，最终拍板定音的则属大股东联想控股，中间被拿空的杨元庆能给新CEO提供参考的仅仅是中国业务的过往烟云。

任正非：是维权斗士，还是冷血家长？
　　时间：2004年12月7日
　　地点：深圳
　　人物：任正非

　　事件梗概：2004年12月7日15时许，深圳南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3名华为前员工秦学军、刘宁、王志骏盗窃商业秘密罪名成立。其中王志骏和刘宁为主犯，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各处罚金5万元，秦学军为从犯，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万元；已被冻结的沪科公司账户内款项，被责令退赔给华为公司，退赔金额以人民币588.01万元为限。
　　被告及UT斯达康对此判决结果极为不服。3天后，UT斯达康总裁吴鹰首次公开质疑宣判结果，并称3名涉案UT斯达康员工为受害者。并且表示，因为该事件，UT斯达康董事会已经决定暂缓此前一项在深圳数亿元的投资计划。

　　另外，被告方很快又提出了上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1年8月至11月，刘宁，秦学军，王志骏，先后以“读书”、“家庭原因”为由，从华为公司光网络传输部研发部辞职，并于2001年11月7日，在上海成立沪科公司，聘用了20多名原华为公司光网络设备各研发环节的技术人员。
　　2002年10月，沪科公司将该技术和少量资产整体出售给UT斯达康公司，UT公司支付其人民币200万元及15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同年11月，沪科公司整体从上海搬迁到杭州。
　　UT斯达康公司与华为的恩怨由来已久。UT斯达康以小灵通起家，为避免固话运营商获得3G牌照后淘汰小灵通，而将利润的触角伸至华为一直擅长的光通信。华为公司于是向佳木斯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商业秘密被侵犯，2002年11月21日~22日，秦学军、刘宁、王志骏被佳木斯公安局拘捕。
　　2003年8月20日，3人家属的一封致媒体的公开信让平静的媒体掀起波澜。秦学军等3人家属适时出现的鼻涕和眼泪，其催化效应一方面加重了感情的砝码，同时也增强了非议的传播力和杀伤力。任正非被舆论逼到了道义谴责的顶峰，而秦学军等成了“值得同情”的对象。

　　正方：判决公正合理，并相信该判决将有利于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也必将对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反方：一些激进的评论家认为，在华为员工案自始至终的过程中，华为和“老任”太过冷血。任正非已从“红色资本家”褪变为“血腥资本家”。

　　点评：

　　从过往的经历来看，人们往往把商业机密盗窃当作一般的知识产权纠纷来对待，当事企业或自认吃了“哑巴亏”，或私下草草了事，罕有借助法律的保护。难怪美国的律师团在检验了中国某些企业的法律观后，能够无视他们在市场上的杰出表现，而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在法律上的“幼稚”。
　　所以，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还是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为华为前员工盗窃商业机密案目前的进展而感到释怀——任正非打破了中国企业遇到“家事”不作为局面。他用行动证明了在企业保护的关键时刻，法大于情。
　　“有法不依”，当我们长期埋怨社会存有这样弊端的时候，我们少有“自省”，也因此才会出现对任正非的道义歧视。必须坦率指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
　　中国也在探索“技术立国”之路，中国的企业也正在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投入，当新技术、新发明和新成果屡屡出现的时候，如何保护商业机密也就成了迫在眉睫的课题，而其中最为严峻的形势是“监守自盗”。华为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我创新型的高技术公司，华为对此有着比其他企业更为深层次的切肤之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为前员工盗窃商业机密受到法律制裁再次为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而任正非的“坚持”则是给中国业界带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事件梗概：长虹的换帅就像一幕戏剧，一波三折，耐人寻味。
　　四川长虹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下走马换将，召开了2004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倪润峰辞去董事长、董事职务，其原有职务由赵勇接替。
　　业界关注许久的“长虹赵倪猜想”终于以年富力强的赵勇在四川绵阳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蛰居”3载之后，再度抓来倪润峰手中帅印而告一段落。
　　倪润峰拖着失望的背影远去了，但他给长虹留下的不仅仅是以前辉煌的业绩和彩电大王的美誉，还有挥之不去的遗憾和谜团。
　　而在倪润峰背后留下的种种猜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APEX事件。
　　2001年初，重掌大权的倪润峰，急于扭转严重下滑的公司业绩，在国内市场环境难以突围的情况下，决定加大国际市场的销售，带领长虹开始实施“大市场大外贸”战略。当年从美国考察回来后的倪润峰踌躇满志，迅速决定开始海外攻势，并将合作对象选定为APEX，初衷是通过小额交易建立信誉，然后采用赊账的方式进行大额贸易。
　　于是从2001年7月开始，长虹彩电便源源不断地发向美国，由APEX公司在美国直接提货，并冠以APEX公司的商标进行销售。APEX公司崇尚“不惜一切代价，注重销量”的营销策略，这虽然使得随后的几年，四川长虹彩电的出口量大增，但品牌影响力却渐渐减弱。这直接导致了2003年长虹在美国彩电销售数量畸形激增，并间接引起美国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提案。
　　而APEX公司的掌舵人季龙粉，却因拖欠国内数家电器公司的货款早已声名狼藉，是名声在外的“空手道大师”。在季龙粉以种种借口，拒付或拖欠长虹货款时，长虹并没有按合同终止发货，反而在季龙粉与长虹高层会晤后继续发货。于是在失去一次又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后，造成今天积重难返的困局。
　　但亦有传言称，最初长虹和APEX之间的纠纷主要是当时倪润峰为做MBO，将钱打入第3方造成的。不仅如此，目前倪润峰去向已成谜，极有可能被“双规”了。
　　但长虹新闻代言人刘海中则怒斥“这是中伤，是恶意造谣”。对于倪润峰的近况，刘海中没有多说，他只是表示：“如果有问题，我们都会按规定予以公告。”
　　前不久传出，在四川省国资委的力挺下，长虹在美国向APEX提起诉讼。但诉讼未成，长虹又来收购APEX.APEX说白了就是空壳一个，毫无网络可言，在美国卖长虹彩电的程序是，购得长虹产品之后，倒手转给沃尔玛，依靠的也不过是超市的网络渠道。所以赵勇也侧面承认，“转债入主”可谓是下下策。
　　这样看来老倪留给长虹的这一包袱并不是就这样可以轻易化解的。

　　正方：在倪润峰任职的19年里，长虹从一个西南军工小厂发展为全球第二大彩电基地。可以说没有倪润峰就没有长虹的今天，无功劳亦有苦劳。
　　反方：就是在倪的竭力推动下，长虹巨亏40亿，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APEX季龙粉骗取无法追讨的死账，使长虹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倪难辞其咎，有可能成为历史罪人。

　　点评：

　　长虹和倪润峰作为中国彩电业的旗帜企业和企业家，反映出的特点具有行业代表性。
　　首先，无视市场需求进行过度生产，再由过度竞争陷入不能自拔的价格战，并非长虹的独家专利，而是中国制造业的通病，只是程度有所不同。随着作为这种模式象征的倪润峰的离去，今后中国企业的经营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或者说不得不顺势而动。
　　其次，长虹的产权改革迟迟不能获得突破，相比之下，在TCL业已不成问题。2001年TCL上市，正值长虹与APEX合作前序，李东生一夜之间身家过亿，此情此景，拿政府工资的倪润峰很难没有想法。所以渠道里传闻说，也许当初恰好是APEX的某些私下许诺安抚了倪润峰这位国企老帅受伤的心。长虹与APEX的合作由此拉开。
　　其实，倪润峰也一度做过讨债的努力，2004年初，倪润峰在美国蹲了3个月。他也早给吓坏了，只不过没想到自己下台会如此之快。而这反而卸下了他对此巨债的诚惶诚恐。
　　英雄落幕，各类传闻难免让伤心人更伤心，但不管出自什么样情结，等待倪润峰的最后结局大概不妙。

万明坚：是特立独行，还是权高盖主？
　　时间：2004年12月19日
　　地点：惠州
　　人物：万明坚

　　事件梗概：2004年12月19日，TCL移动（2618_HK）发布了一个有关公司管理层变动的“爆炸性”公告：万明坚卸职！

　　TCL集团对外的解释是，万明坚“肺部不好”。但随之TCL发布的第3季度财务报表说明了一切，财报显示：11月份TCL于中国市场的销量较去年同月下跌约58%，第4季度业绩将继续亏损。10天后，李东生首次对万明坚的下课一事表态，同时也大篇幅地提到了TCL移动业绩的下滑，为万的下课提供了一个来自集团最权威的注脚。
　　万明坚和TCL移动是国产手机业的一面旗帜。1999年，万领到集团的8000万投资，走上了开发手机之路，“钻石系列”虽被业界对手贬为“乡长太太的手机”，但最终一举成功，奠定了TCL移动的市场地位。到2003年，TCL移动的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亿元。
　　2004年8月，TCL与阿尔卡特手机合资，让万明坚再次成为业界焦点。此后于9月27日，TCL移动以介绍形式在香港主板上市，低开高走，报收于每股1.18港元，万期待已久的TCL手机业务分拆上市终于实现。
　　TCL移动分拆上市影响了集团许多股东的利益。据说李东生做过阻挠，但万明坚执意不移。万明坚曾放言给李东生，即便TCL移动上市后，把他撤了，他一样会义无返顾。
　　似乎要验证“盈极必缺”的古训， TCL移动在上市后的第2日，TCL第3季度财务报表显示，报损额达到2800万港元。其前3季度销售的手机数量则由前年的702万台下降至621万台。
　　此前，TCL集团内部不少人在开会时曾批评万明坚，是否在坚持自主研发的策略上应有所改变。虽然TCL从一开始就提出坚持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但自主研发远比想象中任重道远，基础技术的缺失，管理制度的滞后，使新产品的升级换代跟不上市场的速度，“最晚的一个产品延期一年多才开发出来。在别人大力推彩屏机的时候，我们还在做黑白机。”对于这种困境，曾有高层明确提出变革要求，但显然万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反馈。
　　有“权高盖主”之说。据说TCL移动中任何被李东生“视重”的人， 都遭到了万明坚的鞭打出局。最有代表性的是，2年前，李东生把TCL销售部总负责人张杰安插到TCL移动做副总，以期平衡。但万明坚却让张杰闲置了3个月，中高层会议都不让其参与。李东生无策，只好派张杰另做了TCL集团电气事业本部总裁。在万宣布“辞职”的3周前，李东生终于痛下决心，断臂逐人。

　　正方：从8000万到100亿的TCL手机神话，正是万明坚大胆、激越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事风格所成就的结果。
　　反方：“功高盖主”的罪责不小，现又势权放荡，另行独立，被赶下课是迟早的事。

　　点评：

　　去年9月12日，万明坚为《系统战必胜》写下了后记“我相信，走过腥风血雨的2004年，经历生与死的考验，TCL手机一定能够率先实现国际化，闯入世界通信前5强，在全球领域内迎来下一个辉煌的5年！系统战必胜！”
　　写下这些豪言壮语的同时，万想不到3个月后，他会对媒体说，“这几年，TCL移动发展节奏太快了，作为管理者，我感到确实有点累。”
　　在万明坚新书的序言中，李东生发出“掘坑自埋”的警语。看来山雨欲来之前，处处都有提示，只不过万明坚老趾高气扬地昂着脑袋，看不到这些罢了。
　　传闻万明坚将加盟长虹，但以万狂傲的个性，未必会将长虹放在眼里，这一消息很可能是长虹为转移公众对APEX事件的注意力而释放的烟雾。讲究程式化和理性克忍的外企也很难接受他，所以手机狂人最可能的出路是自己创业，实现他在TCL未能实现的理想。
　　但愿TCL移动不会因万明坚的离开失血过多，而接权的袁信成能及时捂住血口。

雷军：是贱卖，还是高卖？

　　时间：2004年8月19日
　　地点：北京
　　人物：雷军

　　事件梗概：2004年8月19日晚20点40分，全球著名电子商务网站亚马逊Amazon.com （NASDAQ： AMZN） 宣布，已签署最终协议收购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的卓越有限公司。卓越有限公司通过其中国子公司及关联公司运营卓越网站（www.joyo.com 和www.joyo.com.cn）。这次交易价值约为7500 万美元，涉及约7200万美元现金及员工期权。
　　卓越网将成为亚马逊的第7个全球站点。亚马逊通过卓越网进入中国将使它有机会为中国的超过8 千万网民提供服务。随着收购完成，卓越网创始人、董事长及最大股东金山控股有限公司负责人雷军将在今年第3季度内卸任卓越网BVI公司董事长一职。
　　此前有消息称，亚马逊本打算通过收购当当网进入中国，其开出了1.5亿美元来收购当当70%至90%股权，保留原管理团队的天价，但被当当拒绝。
　　去年卓越网第2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78%，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3亿元，其中B2C销售收入占到96%.虽然毛利率接近30%，但上半年卓越网整体依然亏损。也许这能够解释联想和金山的选择，正如后来雷军的一次简单回顾：没有钱了。粗略估计，从2000年5月至今，包括金山、联想投资、老虎科技基金、港台个人资本，对卓越的总体投资额超过了9700万元，勉强维持了4年的惨淡运营。
　　但调查显示，对于亚马逊仅用7500万美元的便宜价格就收购了中国B2C电子商务第一品牌卓越，有理由给出另一种解释：亚马逊收购的只是一家“水泥”公司，真正的牌照资源尚掌握在一家名叫世纪卓越的公司手中，而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也是雷军，以自然人身份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
　　卓越在网民中具有极高的知名度之外，鲜有人知道，支撑卓越网日常运营的其实是两家公司——北京神州卓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神州卓越）和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世纪卓越）。
　　神州卓越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外围设备及网络通讯产品；网络技术开发、电子商务技术开发；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销售自产产品”。
　　世纪卓越的经营范围则是“信息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培训、服务；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百货、包装食品、化妆品、服装；零售国内版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电子商务；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分工合作共同构成了卓越网，神州卓越为卓越网提供IT技术和物流配送等“水泥”业务；世纪卓越则完成电子商务内容和销售网站等“鼠标”业务。此外，根据卓越网上公开信息，持有文化部颁发的“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的也正是世纪卓越。
　　而在资本上，神州卓越属于外资，世纪卓越却属于内资。被亚马逊收购的BVI公司，全资控制神州卓越，但世纪卓越在资本上和BVI公司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卓越网只出售了“水泥”部分，7500万美元的价格可谓不低了。
　　社科院网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第一感觉是卓越网被贱卖了。卓越网作为中国电子商务的第一品牌，估价应当超过1亿美元，雅虎收购基于搜索概念的3721就付出了超过1亿美元。
　　卓越的长期竞争对手当当书店总裁李国庆随后表示：亚马逊给出的估值对卓越而言并不低，已经很值了。但李国庆就亚马逊和卓越在商业模式的差异性分析认为，并不看好被收购后卓越的前景。

　　正方：苦心经营卓越却一直未赢利，况且只出售了表层的“水泥”，7500万美元实现套现，也给了股东一个交代，值！
　　反方：7500万美元，卓越网就拜倒在亚马逊的“石榴裙下”，这点子儿还不足亚马逊2004第2季的利润（7600万美元），“卖身费”也太寒酸。

　　点评：

　　在外资进入中国互联网产业近10年的历程中，无论是最早的一批VC，还是像Amazon这样的战略投资者，资本和知本的冲突是一个传统节目。创业者努力想保持自己对公司方向的绝对控制。
　　股权的绝对优势比例是最主要的方式，但卓越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另类的方案。这一框架早在卓越网最初运营时即已成形，足见雷军等人的良苦用心，如今终于有人愿者上钩。7500万美元只是第一期套现，对雷军和联想投资来说，世纪卓越在手，他们就还有一次收益的机会。
　　这一悬念能否兑现，尚需要时间来解答。

郎咸平：是学术良心，还是清谈误国？

　　时间：2004年8月16日
　　地点：上海
　　人物：郎咸平

　　事件梗概：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报告厅，面对数十家媒体，郎公开了一份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报告。报告剖析了顾雏军资本运作的诸般“操作手法”，并形象地冠以“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名目。
　　报告一出，立即引发业界轩然大波。随后的8月10日开始，国内外几百家媒体先后报道和转载。
　　8月14日，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的郎咸平收到了来自香港齐伯礼律师行的律师函。律师函是受顾雏军委托寄出的。信中称：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经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新浪网的文章对顾雏军造成了诽谤。而且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评论攻击了顾雏军个人的品格和名誉。要求郎咸平做出如下的道歉行动：“必须详细书面汇报，新浪网站和香港商报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我的演讲。如果没有正确地记录演讲，那么则需完成下列行动：要求新浪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由其网站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以及道歉，郎必须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同时还给出了时限。
　　对于顾雏军的态度，郎最初有些始料未及，“我没有想到顾会来这么一手”，之后便是愤怒：这是他第一次收到企业家的“威胁”。自己绝不会妥协，会将研究进行到底。
　　郎咸平素以敢言和分析力著称，在股市上一直以斗士形象出现，曾独战国际10大投行，并先后“炮轰”德隆、TCL、海尔、格林柯尔等知名企业，并因为对德隆系崩盘的预言最终得到验证而名噪一时。郎经常强调“自己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也因此在财经界得了一个称号——郎监管。
　　2001年下半年，他在国内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目的是“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
　　同时，在郎看来，国企高管是职业经理人，和通用的韦尔奇并无分别。现在国企老总缺乏什么：对股民的信托责任。这才是今天国营企业最大的问题，而不是所谓的国企没有效率。
　　郎顾之争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话题波及政府、学术界以及平民阶层，富有戏剧性的是，几乎90%的网民表示支持，但以张维迎等人为首的经济学界人士对此表示了异议，在企业界也乏有认同。但是郎的敢于直言，使其被供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成为去年各家媒体与机构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座上宾。

　　正方： 郎咸平敢于直言，指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弊病，为中小股民的利益代言，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
　　反方： 郎咸平是“再世赵高”，其对于企业的分析并不中肯，关于国退民进的观点也并不合乎中国国情，有哗众取宠之嫌。

　　点评：

　　郎咸平极张扬的个性惹来争议是顺理成章的事。郎自认少年时在台湾的求学过程不能算做成功，因一系列机缘巧合，进入沃顿商学院商业经济系，最终拿下金融学博士学位。曾干过两三年记者、长期任教的郎善于应对媒体和表达自己。其高调地反对内地的国企产权改革，而本土的学者却对此三缄其口——即使郎登高一呼，应者寥寥，这样巨大的反差着实耐人寻味。
　　显然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有偏差，有时甚至相当严重，这一点要一个“局外人”点破，确是本土学者的尴尬。但是国企产权改革早已进行多时，国内学术界关注此问题在10年以上，对来龙去脉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在此前吴敬琏等人怒批股市中也不乏学者良心的表现，也许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国企产权改革的复杂性，但他的诤言确实能够收到纠错的良效，国资委有关官员已表示加以借鉴，并采取了实际的措施。

何经华：是业绩不佳，还是有责无权？

　　时间：2004年11月2日
　　地点：北京
　　人物：何经华

　　事件梗概：2004年11月2日下午1时，用友软件公司正式对外宣布，何经华将离开执掌2年半的用友公司，辞去总裁一职，转任公司顾问。此言一出，关于他为何离去，将去何处的问题不绝于耳。
　　2年半以前，王文京以350万高薪聘请职业经理人何经华出任用友总裁曾经在业界传为佳话。王寄希望于何用5年时间带领用友实现从财务软件公司向ERP厂商的飞越，并实现用友的国际化。两人共约要“书写中国软件史”。
　　5年之约正好过半，何悄然离去，外界议论纷纷，一时间分别有“业绩”说、“管理空间过小”说、“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冲突”说等等，此前的种种蛛丝马迹、业界历来人事变动的各种版本都被引为佐料。
　　关于何经华真正离职原因的三个版本是：
　　纯粹的人事冲突。何经华和董事长王文京之间出现不合。这种说法来自用友内部的传言。

　　CEO最常见的下课理由：业绩。分析近3年用友年报可以看出：主营业务收入虽然近3年都在增长，但是增长率在减缓，而且净利润没有增长，一直下滑，只是在2002年增长了30%，第2年即迅速下滑近20%.2004年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要想恢复到2002年的业绩增长水平还有一定困难。

　　最后，另谋高就。何经华曾就用友给自己开出的500万元年薪发表过一句经典评论：我给对方开价，一般都不会遭到拒绝。其自信可见一斑。而他与Siebel的沟通也长达半年之久。
　　何经华在离职后的第7天接受《IT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终于对离职给出了自己的说法：“在用友，我得不到充分信任，有责无权。”据何经华本人透漏，在用友，人、财、物他都没有权力管，甚至包括行政人员的任免，都是董事会说了算，更不用说什么重大的人事举措及资本运作了。他同时也毫不客气的指出：中国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有责无权，这种事情屡见不鲜，这也是中国职业经理人活不长久的原因。
　　而用友内部的高层人士则对记者表示：他离职的原因最终逃不过两个字：业绩。用友副总裁高少义首次向《IT时代周刊》揭底：“用友董事会、总裁会的成员没有谁对这样的业绩满意。即使在用友继续干下去，业绩恐怕也不会有什么起色。”其个人看法是：当时王文京请他过来至少要能够将用友的业绩提高几成，或者至少保持郭新平时期的增长水平：70%（税后增长率），而何经华并没有做到。
　　一边是王文京的过高期望，一边现实存在着真正的管理权力限制。更为严重的是，在用友的创业元老的安置问题上，王文京过于感情用事。据说其很多读书时代的同窗好友被安插在人事、财务等重要部门。
　　何经华坦称，早在到用友还不到2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已没有转身的空间了。2004年6月，Siebel美国总部找到何经华相邀，但是，何的顾虑是，在用友的时间会不会太短？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后经证实，何经华已赴Siebel任全球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一职。

　　正方：何经华能在有责无权的情况下带领用友完成转型并且走上国际化道路实数不易。辞职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合适国内企业的经理人环境。
　　反方：业绩是导致何经华下课的主因，拿着高薪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业绩，下课在情理之中。

　　点评：

　　2002年王文京用“天价”请到何经华时，曾经在业界传为佳话，也开始了一场国内企业嫁接国际化人才的试验。无论其原因多么的秘而不宣或根本不足道，这场试验还是失败了。
　　对于处理和老板的关系，何定位曾经非常清楚：“王总是公司战略的制定者，我更像是执行者。即使与王总意见相左，我也会遵循三个词：信任，尊重，授权”。何的这种低姿态，以王文京的睿智，不可能不有所回报。
　　但这样的回报也必定是有限的。据用友一位内部人士描述，王文京个性温和，对人对事感情用事，王极力维护创业元老的利益，甚至没有原则。在一个“人治”色彩浓厚的企业里，建立现代的管理制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何经华愤懑而无奈地说：“在用友，我得不到充分信任，有责无权。”
　　其实管理并无绝对的对和错，而是相对的重要和不重要。用友“人治”多年，也走到了今天，并且越做越大。看来王文京是成竹在胸，他认为为何经华一个人并不值得改变这些。不知这是用友的宿命还是不幸？

郑坚江：是维权，还是炒作？

　　时间：2004年10月12日
　　地点：北京
　　人物：郑坚江

　　事件梗概：2004年10月12日，宁波民企奥克斯通讯设备公司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信息产业部，要求受理“奥克斯”牌手机进行电信设备进网许可检测的申请。
　　自递交诉状相当一段时间内，奥克斯迟迟没有得到法院是否立案的消息。在此期间，作为被告的信产部传出了新消息。10月15日，据信产部发言人说，国务院正在研究制定手机生产牌照由审批转为核准的方案，一旦实施这一方案，信产部将不再因手机牌照的发放而引起民企不满。
　　但这一变革并没有让奥克斯满意。奥克斯公司的诉讼代理人表示，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审批是许可，核准同样也属于许可。说审批改为核准，无异于说许可改为许可。也就是手机牌照仍然要搞行政许可。2004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第412号令所规定的许可管理项目中，已经明确排除了手机，稍后发布的非许可审批项目中也没有包括手机。在国务院已明令手机不搞许可的背景下，有人又提出以核准形式来实施许可管理，不是倒退是什么？

　　据说此前奥克斯曾先后5次向信产部提出申请，但均被拒绝，理由是该公司没有拿到手机牌照。奥克斯实际上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手机市场，先后投入上亿元，但由于“无证经营”，只能贴牌生产，平均每部手机要缴纳50~60元的牌照费，4年来已累计上千万。
　　“名分”并非奥克斯一家的宿愿。目前共有36家企业拥有49张手机牌照（GSM30张，CDMA19张），但实际生产厂商已超过100家。有两条进入的“曲线”，财大气粗者，特别是外企，以高价收购、与拥有牌照企业合资等方式取得合法身份；而更多的，以民企为主，只能像奥克斯这样辛辛苦苦为人作嫁。
　　信产部1998年《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就是5号文件确立了手机生产的审批制度，并得到国务院批准，目的是培育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内手机产业。
　　郑坚江的“制度企业家”生涯不是第一天开始。1987年，还是汽车修理工的郑坚江毛遂自荐，承包了一个只有七八个人、负债却高达20多万元的乡办小厂，开始生产电视机天线、电能表罩壳等产品。短短四五年时间里，积累了近亿元的身家。

　　1994年，郑坚江进驻空调业，又是一个短短4年时间，奥克斯空调跻身国内三甲之列。
　　而手机业则是郑调集重兵攻略的最新战场，于是发生了起诉信产部这惊人一幕。
　　奥克斯集团表示，不管信产部有何态度，诉讼“将进行到底”。

　　正方：在官本位传统远未消亡的今天，以民告官仍然是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何况奥克斯与之打官司的是其主管部门。奥克斯的这一举动受到同为手机牌照制度束缚的民营企业的拍手叫好，认为是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环境，争取企业权益的维权行动。
　　反方：不喜欢奥克斯风格的人对此甚为不屑，认为纯属炒作。奥克斯以“价格杀手”闻名，在和官府打官司的同时，奥克斯在手机市场上放出了“血洗”、“把手机当白菜卖”一类的惊人之语。有人曾以《指环王》里的兽人族来比喻之，进攻冈多国的时候，兽人的头领骄傲地说：“人类完蛋了，奥克斯的时代来临了。”

　　点评：

　　虽然官方给出过冠冕堂皇的说法，但手机牌照后面真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国有垄断组织（中足协、36家）从政府主管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特权（足球职业联赛的专营权、49张牌照），再转租给真正的市场主体（俱乐部、奥克斯）。为了维护这种垄断利润，垄断企业不可能“把心思用在研发上”，而是阻碍完全市场化的改革，力求同时享有权力和市场的好处，但市场内在的规律却必然要求省略掉这个“不劳而获”的阶层。
　　不管奥克斯民告官的首义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郑坚江客观上扮演着“制度企业家”的角色。据2005年1月14日最新消息，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加深，以及WTO规则的要求，中国政府即将全面开放手机制造业务。也就是说，任何一家符合基本条件的公司都有望拿到手机生产牌照。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就是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奥克斯的维权之路客观上对手机牌照制度的淡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这，受益的不只是奥克斯，而是整个手机产业。

李武强：是扶持国产软件，还是保护落后？

　　时间：2004年11月
　　地点：北京
　　人物：李武强

　　事件梗概：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11月17日发布的一份《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计算机操作系统、办公套件、信息安全等正版软件供应商”政府采购项目成交结果公告》中显示：微软公司以2925万元的场地价签下授权北京市政府3年内免费使用其所有软件产品的协议。而国产办公软件厂商共创开源、中文2000和金山虽然入围，但充其量只是点缀。据报道，这是微软继天津、上海等地政府采购之后又一重大斩获，和3年前在上一轮政府采购中的失意形成鲜明对比。

　　一纸协议激起千层浪。
　　2004年11月24日，“Linux应用与政府采购”研讨会在经过各方斡旋之后终于召开了，但当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李武强看见各大媒体记者被挡在会场门口时，留下一纸声明，然后转身离去，声明的主题是：严正抗议“省、市负责政府软件采购的主管部门，置国家安全于不顾，大规模采购国外软件，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把国产软件逼上绝路，中国软件企业要拿起武器保护自己，新闻媒体也应进行曝光”。
　　声明的结尾处，李司长注明“纯属个人观点，未经领导审批”。随后，李司长向媒体记者表示，他离开会场的原因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捍卫法律的尊严，支持国产软件产业的发展，唤起全社会对此事件的关注。
　　中国软件产业因为这一戏剧性事件顿时炸开了锅。引发了从著名的倪光南院士，到利益相关的国内软件，以及广大网友的激烈争论。
　　支持李武强的舆论站在国产软件厂商的立场上，批评采购全程近乎暗箱操作，有违信息公开的原则，并强调：《政府采购法》要求优先采购国内产品。基于软件业的特点，比较认可的“国产软件”应该是“在国内增值超过50%”。
　　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以“正版化”的理由应对，辩称本协议并非软件采购，而是在政府办公场所发现有盗版软件应用，为执行上级相关政策，向微软购买场地许可。这一回应并不能为反对者所接受，最尖锐的评论更直指政府采购腐败。
　　在公众的压力下，11月27日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在北京政府采购网上发表一则更正公告表示，取消“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办公套件正版软件供应商”（BKHT2004160-1）分包项目。有关方面表示这一变更符合程序。
　　2004年12月2日，包括金山在内的3家国内办公软件厂商在当日上午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签订协议。
　　至此，沸沸扬扬的国产软件采购案告一段落。不过，漩涡中的微软产品采购方案至今尚无说法，有关国内厂商人士亦表示并不了解微软方面的谈判进程。

　　正方：大规模采用国外软件违反《政府采购法》，政府应当扶持国产软件。
　　反方：国产软件没法用，政府不可能永远扶持。保护国产软件就是保护落后。

　　点评：

　　民族软件产业处于后发劣势，长期饱受国际软件巨头各种形式的压榨，理应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跨国公司公关能力之强有目共睹，一些政府部门或官员公然违反《政府采购法》，淡忘了对国家对人民的职责，令人怒其不争。
　　万马齐喑中，作为第一个强烈表达自己反对意见的官员，李武强的公开愤怒，为此次政府软件采购项目取得了最终翻盘的转机。
　　作为科技部，对民族软件产业负有当仁不让的责任，对于提升国家技术水平应有的判断力，李武强确实无愧于科技部官员的职责。
　　此次风波，政府方的“知错能改”亦表明了政府纠错机制的向好发展。
　　但，随后，这位58岁官员的国外公差，却给了我们两种“遐思”：是因为即将国外公差，所以斗胆强硬；还是因为斗胆强硬，所以被派往国外公差？
　　但愿李武强式的官员不会成为绝唱！

张书恒：是文化差异，还是价值偏离？

　　时间：2004年6月10日
　　地点：北京
　　人物：张书恒

　　事件梗概：2004年6月10日，从甲骨文内部传出甲骨文中国公司副董事总经理张书恒宣布辞职。原因是与陆纯初的战略有分歧。他认为陆在中国的战略导致了业绩下滑，员工流失，客户满意度下降， 合作伙伴社区遭到破坏。对于张书恒的离职，甲骨文中国拒绝发表评论。
　　在张书恒18年的外企工作阅历中，14年给了甲骨文。是否离开，他考虑了整整1年，对于张书恒来说，离开甲骨文是充满伤感的。他加入甲骨文时正是而立之年，那一年，他的女儿呱呱坠地。一晃14年过去，张书恒历任甲骨文地区总经理、行业总经理、渠道总监、销售总监、中国公司副总经理，一直做到中国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还被甲骨文授予最佳销售总监奖和最佳团队奖。
　　谈到离开的原因，张书恒称，最重要的是对甲骨文近期在市场战略、客户服务上与高层有分歧，在价值观上有一定偏离。
　　张书恒的个性充分体现在管理上，这也是他离职的重要原因。比如服务费政策，甲骨文在全球市场的销售惯例是，客户购买产品后，每年还要交22%的服务费，以提供软件系统维护和升级。但中国客户习惯认为购买软件是一次性支出，不能理解为什么还要每年再交服务费。而且，公司现在不断给服务部门增加利润指标，涨到了一个很不合理的位置。“
　　2003年6月9日，甲骨文中国公司公布了新的在华业务模式，将中国市场划分为3大区域，华北地区、华东和华西地区、华南和香港地区。这个结构的划分官方说法是基于甲骨文对所谓“重点区域”和“重点企业”类型的判断，3大区域分别对应政府资源、台资和港资。
　　其后果是，甲骨文中国至少有7位总监级人物先后告退，其中包括联盟渠道、人力资源、支持服务、财务总监和成都、上海、广州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从2002年至今，离职的中高层经理已超过20人。
　　张书恒离职后，甲骨文总部亚太区进一步关注中国市场，发现在引入众多的香港员工、台湾员工和新加坡员工后，甲骨文中国业绩持续出现员工增长，成本增大，利润降低。同时客户合作伙伴抱怨不断直至反映到甲骨文总部，大批员工流失到竞争对手。甲骨文中国怎么了？ 甲骨文总部和亚太区终于看到了中国出现的问题。
　　一个月后张书恒宣布加盟BusinessObjects任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正方：最大的分歧来自企业文化差异，甲骨文不明中国市场实际情况，中方职业经理人不服洋水土。
　　反方：在甲骨文公司呆了14年的张书恒可谓公司在中国拓展市场和业务的最大功臣。甲骨文此举实在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点评：

　　跨国公司在中国一直面临文化冲突的问题，即西方强调制度和流程的精神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更推崇权变、中庸的传统相冲突。众多跨国公司中国区的管理者们都试图扮演一个调和的角色：让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可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但显然，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事实上跨国公司更想整合中国市场和中国员工，使之更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统一战略。同时又非常需要中国市场。 张书恒的离职前后看起来正符合这种逻辑。
　　一个人太“牛”了，难免会犯众怒。甲骨文似乎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收购仁科虽然成功，但整合任重道远；美国本土的大单输给SAP等对手；而本地竞争对手更加突飞猛进：数据库厂商Sybase公司号称在中国市场份额增长了100%；SAP则在中国的ERP市场增长超过了90%.
　　自己乱了，对手自然就笑了，而公司形象的重新塑造和提升并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市场目前还在成长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的成功对甲骨文全球变的十分重要。然而，中国市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在中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融合。但愿甲骨文在张纯初的“牺牲”中汲取应得的教训。